这些民间小金融机构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
融资中，他们常常需要依靠地方财政出具变相担保或由当地人大出具安慰函，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而安慰函也大多是建立在土地价格上涨预期基础之上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应以监督地方政府的财政为主。
南方周末：2003年就开始有发行地方债券的呼声，为什么直到2009年财政部才上报国务院，而且至今仍然没有下文。南方周末：从你的调查来看，哪些地区的债务风险度较高？是否越穷的地方风险越大？魏加宁：2003年做地方债研究时我们曾经说过，越是西部地区，债务的相对负担越重。由于此次审计前，国家既没有承诺如何化解这些债务，也没有表示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且每笔债务要由负责人签字画押，所以，审计的结果应当是真实可靠的，既不会人为夸大债务规模，也不会人为缩小债务规模，因为地方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中央政府将怎样解决这些债务。这次的审计结果证明了这种说法。为什么会出现数据打架？哪一家数据更接近实际情况？魏加宁：就地方政府债务而言，这次审计署的数字是最全面，也是最权威的。
我期待着它能够带动和推动更多的改革。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不是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次优或比较优或相对更优。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北京燃气集团、首都机场高速路、北京第九水厂和燕京啤酒等数十家企业。
这比融资平台本身的风险更需引起注意。为了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纷纷借助所谓的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并从市场上通过其他方式融资。重庆把200多亿元国债资金统一收上来，归口注入相应的投资公司。笔者认为，对融资平台的实质进行分析，并区分融资平台与普通国有企业的异同，有助于更加清楚地研究融资平台和评估它们的风险。
但是，融资平台使政企边界和企企边界更加模糊，这实际上与三十多年来一直强调的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整套法人制度是相背离的。二、国有资产的平台化趋势北京控股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
2008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将一些市属国有企业整合，设立了渤海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主要目的是搭建一个融资和资本运作平台。重庆八大投尽管主要从事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营，但其大量的融资和投资其实对地方财政的依赖程度并不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存量国有资产的注入以及土地增值来形成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虽然融资不断增多，但资产也不断膨胀，目前仍然处于正常的经营状态。现实当中，有许多平台性公司兼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其他营利性业务，如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上海市曾先后建立了多家平台性公司，包括大盛、盛融、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综合性投资公司和久事、城投、同盛、申能等专业投资公司，后来经过多次重组整合，形成了国盛集团、上海国际集团和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等大型平台性公司。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无法收费、无法获得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骤然加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从资本市场大规模融资的道路显然走不通，只能从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有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及运营平台兼有产业发展平台功能，如首创集团和北控集团。北京推动国有资产平台化的工作也有很大力度。从现实来看，中国目前有巨额的国有资产，可以不断注入到平台性公司当中。
2009年天津渤海国资公司正式运作，当年实际通过发行债券融资101亿元，同时收储了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的7800亩土地。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有资产开始出现平台化趋势，即国有资产被注入到新成立的国有公司当中，这个国有公司的主要职能不是日常生产经营而是所谓的资产经营或资本运作，包括利用注入的国有资产到资本市场融资或者到银行借贷，并从事资金分配和股权管理等活动。
这两年，许多地方国资委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逐步转向国有资本调整和运营，助长了国有资产平台化趋势。截至2009年年底，重庆八大投累计向公路、桥梁、轻轨、铁路、航空、水电气等领域投资2413亿元，年均400亿元以上，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是依靠经营土地实现的。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负责电力、燃气和煤炭项目的融资投资及管理。上世纪90年代，国内许多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进行资产重组时，纷纷置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类国有资产，包括燃气、电力、自来水、高速公路等等，长沙、成都、上海等许多城市的国有企业都出现了这样的重组。但是，由于现实当中不少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横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竞争性行业，特别是一些地方常常将基础设施类国有资产、公用事业类国有资产、竞争性行业的国有资产进行打捆重组，这就使得融资平台与许多国有企业混在一起。其实更有意义的案例是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的设立和上市融资。其次是融资平台的政企边界和企企边界更加模糊，因为经过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普通国有企业很难得到政府的资金注入和隐形融资担保，但融资平台则不然。2002年，重庆市政府将市属国有企业整合，组建了八家国有投资公司，即所谓的八大投。
北京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国有土地来自于农民的集体土地，政府作为唯一征用方和出让方，垄断了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用地，不但推高了地价，也侵占了农民收益。
一般认为，融资平台本身并不从事固定的日常经营活动，甚至并不固定地对应具体项目。天津市也于近两年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的平台化。
当时北京控股有限公司装入了8家国有企业，既有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资产，也有燕京啤酒、王府井百货、三元食品等竞争性行业的国有资产。进入专题： 国有资产 融资平台 。
笔者认为，融资平台的实质是以国有资产（包括国有土地）及其未来可能收益对融资进行担保，而不仅仅是以征税能力进行担保。首先是融资平台具有明确的功能性或工具性，譬如说，主要是为某类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而普通国有企业的功能性或工具性要弱得多。上世纪末以来，多数地方对制造业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改制重组，许多制造业领域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或者实行了民营化，而本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国有资产越来越明显地集中于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融资平台本身的财务风险并不如想像的那么大，但国有资产的平台化不仅模糊了政企边界和企企边界，而且扭曲了资金配置体系、挤压了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
一是完善基础设施投融资及运营平台，二是构筑竞争性产业发展投融资平台，三是搭建国有企业改革与重组平台。总体而言，从国有资产的角度来分析融资平台，会看到融资平台的另一面。
不过，建立上市融资平台所需要的国有资产必须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因此能够注入到上市融资平台的市政类资产大部分限于有稳定现金流的公用事业资产，如自来水和燃气等，以及进行商业化运营的基础设施资产，如收费高速公路及吞吐量较大的机场等。属于改革发展服务平台的有2家：房地集团和外贸控股。
金融业的企业有北京银行、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制造业有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基础设施有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八大投起步之后的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主要依赖国有土地。
只要政府有足够的国有资产，单个国有企业法人财产的有限性并不完全限定这个企业法人的财务风险承担能力。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负责市区道路和桥梁的融资投资和建设、运营。从国有资产的角度来看，融资平台与普通国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以国有资产包括国有土地来确立经营基础、获得举债机会、建立偿债能力，而国有资产本质上并不以单个国有企业法人来划定边界，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制度。通过融资平台不断经营土地，地方政府也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从征税能力来评估融资平台的风险，而应该从国有资产的覆盖能力来评估融资平台风险。有些文献认为中国的融资平台数量达到七八千家甚至逾万家，贷款总量达到七八万亿元甚至超十万亿元，而另一些文献则认为中国的融资平台数量只有几百家、贷款总量只有两三万亿元。
显然，这个名副其实的融资平台的资产涵盖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竞争性行业，而且拥有北京控股有限公司这个在境外上市的企业。2005年，北京市政府在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对京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联合重组，成立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是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市国资委规划的首都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融资平台，其主要业务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运营和管理。
1997年，北京市政府把北京市的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通过打捆重组的方式，组建北京控股有限公司，并在香港上市。即使单个融资平台自身并不能直接获得土地和产生相应收益，但作为政府的平台，仍然可以依靠本级政府的土地收益来覆盖融资平台的财务风险，而银行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敢于不顾单个融资平台自身的财务能力而给这些平台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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